第五章(7/10)

片专卖权以后。嘉庆元年初次禁止鸦片，同时取消海关的鸦片税，于是鸦片走私，日渐猖獗，嘉庆二十一年第一次销毁走私鸦片三千二百箱，大申禁令，阮元当两广总督时，实力奉行禁令，但禁者自禁，贩者自贩，者自，祸害不可胜言。

到得光九年，有个御史章沅，第一次将纹银走私与鸦片走私相提并论，于是舆论谈禁鸦片必及于纹银偷漏，谈银贵钱贱必及于严禁鸦片。主张禁烟最力的是鸿胪寺卿黄爵滋，此人是江西宜黄人，诗作得很好，亦游，晚上闭门书草奏疏，白天坐车看朋友，饮酒赋诗，意气甚豪，这样的人所草的奏疏，自然慷慨激昂，易于见听，但禁归禁，贩卖鸦片的人却愈来愈多了。

有个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是许滇生的胞兄，为人笃实，对于禁烟的看法，不肯人云亦云，随众附和。他亦赞成禁烟，但重在禁烟的步骤，首先考察鸦片走私之所以猖獗，是因为广东的“十三行”，以雄厚的财力在经营这项非法的买卖，而从事走私的不仅是所谓莠民，还有广东及其他沿海的官军，甚至缉私艇之中，装载的就是走私的鸦片。除非先实力整顿官军，禁烟并无成效可言，而整顿官军又谈何容易？

再看鸦片的人，及贩夫走卒，禁令容易生效，但往上看呢？地方绅士已经不易对付，何况还有达官，甚至封疆大吏中亦不乏其人。在京里，就更难置了，王公贵亲，亦颇有一榻横陈，吞云吐雾，了无顾忌的。有一回巡城御史在一座尼庵中查到庄亲王带着他的侄辅国公溥喜在鸦片，试问如何置？此外务府人员以及太监，鸦片的不知凡几，狡兔三窟，本就不容易查到。政令的效力如果只及于小民，后果一定非常严重。

因此许乃济的看法是禁烟要一步一步来，首先应该像雍正当年革除州县征钱粮的弊端那样，化暗为明，一切摆在明，才可以控制自如。他确信他的见解是正确的，因而愿冒天之大不韪，上疏请弛烟禁。

他在奏疏中说：“烟禁虽严，闭关不可，徒法不行。”建议照旧制纳税，但只能“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这样至少可以将纹银偷漏至海外的这个缺堵起来。

其次是罪名，专重官员、士、兵丁。所谓“专重”是就目前执行禁令的步骤而言，官员、士、兵丁既已不鸦片，然后再扩及其他，并非表示除此三类人以外，皆可鸦片。

可想而知的，此疏登抄，舆论大哗，但皇帝却批广东研议。那时的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埙，都是疆吏中的贤者；粤海关监督，翰林的正红旗满洲人文祥，更被认为旗人中少见的通达之士，他们的复奏，都赞成许乃济的建议，而且拟了《禁纹银洋章程》九条，附在复奏之中。

可是地方大吏的意见，并未受到重视，因为光皇帝从曹振镛病殁以后，很想独断独行，有所作为，而军机的领班东阁大学士潘世恩，是苏州的状元宰相，凡事将顺，毫无主张，更谈不到相业；其次是武英殿大学士穆彰阿，此人是汉军，本姓郭，字鹤舫，翰林，笔很不弱，秉弱，工于心计，另有一揽权的功夫，对皇帝的裁断，明知其非，当面不说，但为何行不通，会发生什么后果，早在估计之中，到得他预料的况现，皇帝问到他时，他自有说法。

他的说法是，皇帝的原意本来极其明，只为现了某变化——如果他要打击哪一个封疆大吏，便说是此人奉行不善；而如真的奉行不善，却又是他需要照应的人，便另外找一个理由，然后提补救的办法，自然而然地纵了皇帝的意向。

军机大臣中，正立朝的是王鼎，他的科名比穆彰阿早得多，但穆彰阿拜相却在他之前，因而在军机后来居上，王鼎变成第三。军机的规则，召见垂询时只由领班奏对；领班不言，居次位的才能说话，潘世恩让穆彰阿，穆彰阿不让王鼎，便难有发言的机会，同时因为他赋耿直，皇帝很不喜找他问话，每天只是随班退，御前发言的不是潘世恩，便是穆彰阿。京中有副谐联：“喳，喳，喳！主洪福；是，是，是！皇上圣明。”便记的是穆、潘二相的日常奏对之语。

因为如此，邓廷桢领衔，赞成许乃济的建议的复奏，在军机归档了事。在禁烟、禁银一事上，遵照皇帝的意旨，从严办理，许乃济贬官降四级调用，湖广总督林则徐奉召觐。

原来黄爵滋再接再厉，上奏请用重典禁烟，者治以死罪，奉旨中外大臣议奏，其中支持最力的是林则徐，复奏中有警句：“此祸不除，十年之后不惟无可筹之饷，且无可用之兵。”皇帝为动容，再看他拟呈的六条办法，亦颇切实，因而降旨召见。林则徐驰驿到京，门请安，先赐紫禁城骑，连日召对，计十九次之多。结果是颁赐钦差大臣关防，驰往广东查办英商私自鸦片事件，师咸归节制。

在龚定庵看来，这是遇到了可为之时、可为之事、可为之人。他一向对鸦片恶痛绝，决意想辅佐林则徐建此不世的功业，因而写了一封信，陈述心愿，并附了一篇《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

这篇序文，龚定庵开门见山地说，他要向林则徐贡献“三决定义、三旁义、三答难义、一归墟义”。义就是义理，说得浅一便是所谓理，“决定义”就是必然如此、无可争议的理。

三决定义的第一是谈银漏于海。他说，中国从大禹、箕以来，货并重——这个说法符合实际，但与经书并不吻合，《尚书·洪范》：“八政：一曰，二曰货。”而后人解释是：“者民之所急，货者民之所资，故为首，而货次之。”是，货是货币，在后世除了非常特殊的况以外，以货易，有钱就不会饿肚，所以说“货并重”没有错。

接来谈银的生产：“自明初开矿，四百余载，未尝增银一厘。今银尽明初银也。”假使不漏于海，每年由于人事祸患，要消耗三四千两，“况漏于海如此乎”。他的意思说，明初所开的银矿，经过四百多年，每年消耗三四千两，银已经很少了，哪禁得起走漏至海外？因此应该严禁银外漏，“此决定义，更无疑义”。

其次是谈禁烟。他说汉朝的五行家，以“妖”“服妖”来预测世局的变化。所谓“妖”是极不正常之意，“鸦片烟则妖也”，鸦片的人，“病魂魄，逆昼夜”，成了极不正常的人。因此，“者宜缳首诛；贩者、造者宜刎颈诛；兵丁宜刎脰诛”。这就是说鸦片的应受绞刑，贩卖、制造鸦片，以及兵丁鸦片，应该斩首。此亦是“决定义，更无疑义”。

第三“决定义”是为林则徐设想。他说诛不胜诛，则唯有绝鸦片的来源，洋人自然无计可施。

但存着不逞之心的民，可能会以武力反抗，是故宜以重兵自随，此亦正是朝廷颁发关防，准许节制师的本意。

决定义是非如此不可，旁义则不妨视势而定。第一是“妖”既绝，并应杜绝外国衣料的输，使得中国的蚕桑木棉，能获厚利，又钟表、玻璃、燕窝之类，皆都市浮华少年所喜，而为至不急之，亦宜杜绝。

其次是宜勒定限期，命地洋人全数迁徙澳门，广州只留“夷馆”一所，专为贸易之用。最后一旁义是：“火宜讲求。”龚定庵问：“京师火营，乾隆中攻金川用之，不知施于海便否？广州有巧工能造火否？胡宗宪《图编》，有可约略仿用者否？宜群吏议。如带广州兵赴澳门，多带巧匠，以便修整军。”胡宗宪是明朝嘉靖年间的浙江巡抚，曾有平倭之功，他的《图编》便是火的图编。

至于三答难义是，预设有人提反对责难，应该如何辩驳。第一是古不化的儒生，说急于货，重货而置于不顾，岂为正办？龚定庵认为“此议施之于开矿之朝，谓之切病”，因为开矿则土地不能用之于耕稼穑，方是重货而置于不顾；“施之于禁银海之朝，谓之不切病”，因为两者并无关联。

又有一责难，来自关吏，说禁止呢绒、钟表等等，影响税收。龚定庵认为“中国与夷人互市，大利在利其米，此外皆末也”。宜正告关吏：“行将关税定额，陆续请减，未必不蒙恩允。国家断断不恃榷关所。”至于另外有一批迂谬荒诞的书生所持的反对论调，无非中国是天朝大国，应该宽大，用兵是策，务必避免，等等。龚定庵的看法是：海用兵，不比陆路用兵，此为驱逐洋人，并非剿灭洋人，目的在防备国境，不许洋人，并非与洋人在海上作战，“伏波将军”不过驻地近而已，非“楼船将军、横海将军”。而况陆上路路可追，海无路可追，为了阻遏“不逞夷人及民就地正典刑”，非有大军署于近海的原野不可，这与在陆路开边衅，完全是两回事。

接来，龚定庵有一段议论，直揭游士政客的真面目，非常透彻。他说：“以上三难，逆难者皆天黠游说，而貌为老成迂拙者也。粤省僚吏中有之，幕客中有之，游客中有之，商贾中有之，恐绅士中未必无之。”他劝林则徐“杀一儆百”，以止邪说。又提警告：“公此行、此心，为若辈所动，游移万一，此千载之一时，事机一跌，不敢言之矣！不敢言之矣！”连用叠白，正就是龚定庵知光皇帝心意不，宜趁乾纲大振之时，作速料理，错过事机，皇帝的意向一变，就什么都不用谈了。

最后是“归墟义”，归墟二字于《列》：“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其无底，名曰归墟。”所谓“归墟义”，实即龚定庵对林则徐至大至广、无可限量的期待，他说：“何为一归墟义也？曰：我与公约，期公以两期年，使中国十八行省银价平，力宽，人心定，而后归报我皇上。《书》曰：‘若之有志’，我之言，公之鹄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