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4/10)

京会试，须由学政办理公文手续，照例以师生相称，所以龚定庵算是阮元的“小门生”。

事实上，他也是阮元真正的小门生，因为阮元在嘉庆四年己未，奉派为会试四总裁之一，龚定庵乡试的座师王引之，便是这一科的士，殿试中了探。龚定庵在嘉庆廿三年中举，第二年会试不第，留京读书时，阮元正当两江总督。这年冬天京祝嘏，王引之曾带领门生谒见，在诸多小门生中，龚定庵最蒙称许。于学无所不窥的阮元，只有龚定庵才能陪他谈得尽兴。

这天等龚定庵到了阜成门题名“蝶梦园”的阮府，阮元已经备好了两个“府宝”在等他，一见面先问：“定庵，何以老不来看我？”

“原因有二：第一是刚调礼，又兼了玉牒馆的差使，上个月又派在主客司行走，公事很多——”

“这不成理由。”阮元打断他的话说，“公文书能把龚定庵的绊住，那不成了奇谈？”

“还有第二个原因，每一来，太老师总有厚赐，于心不安。”

阮元掀髯一笑。“你不是陈其年，我比龚芝麓的收又多得多，你还不致累我。喏，”他指着茶几说，“那里一百两银，带回去买书。”

“是。”龚定庵站起来，恭恭敬敬地请安，“谢谢太老师。”

接来便由现成的话题，康熙年间龚芝麓在京服官，供养陈其年他们这一班名士，如何受累谈起，一直谈到近年的人才，阮元忽然问：“定庵，听说你选了湖北的同知。因为有林少穆在那里，很想到湖北报到，有这回事没有？”

“有的。”龚定庵答说，“小门生正为此莫衷一是。请太老师开示。”

阮元想了一说：“我先给你谈一谈刘金门被祸的经过——”

刘金门是指乾隆五十四年的探刘凤诰，也就是阮元的同年。他是江西萍乡人，字丞牧，号金门，像阮元一样，亦是少年得意。他在仕途的经历，不外乎修书、谋士两，宗纯皇帝的实录，稿本即自他的手笔。嘉庆十二年放了江南乡试主考，转任浙江学政，底缺则是吏右侍郎。

“嘉庆十三年戊辰，万寿恩科乡试，那时我丁忧服阕，第二次当浙江巡抚。先帝派我回浙江，是因为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

闽浙洋面的海盗猖獗，由来已久。当阮元在嘉庆四年由浙江学政初任巡抚时，即以“造船炮、练陆师、杜接济”之策，亲驻台州督剿海盗，与闽浙总督玉德会奏，重用定海镇总兵李庚，总督两省师，专责治盗。各帮海盗的总目叫蔡牵，数次为李庚所逐，几乎被擒，但玉德遇事掣肘，不能完全成功。及至嘉庆十年，阮元丁忧开缺，李庚更加孤立无援，以致阵亡。势穷力蹙的蔡牵，复趋活跃。

仁宗之命阮元仍任浙江巡抚，是认为只有他能制伏蔡牵。因此，阮元到任以后，以治盗为急务，重用李庚的将王得禄、邱良功，制定“分兵隔船，专攻蔡牵”的策略，亲驻宁波督师。各省乡试，照例由巡抚主持闱务，称为“监临”。如巡抚公，在督抚同城的省份，由总督代办，否则藩司办理。但藩司主一省钱粮民政，阮元在海督师，全靠藩司在省城坐镇主持粮台，支援军务，无法闱监临，因而奏请以学政刘凤诰代办。这虽不是破例，但只有在万不得已时，偶一为之，因为生员赴乡试，应由学政录送闱，既有关联，易生弊端。

果然，闱后人言籍籍，说有“联号”之弊。仁宗其时方在整饬吏治，得报有此言，特颁朱谕，命阮元彻查。覆奏说刘凤诰代办监临，场规从严，雷厉风行，致招怨。因而仁宗认为“联号”的言，是有意诽谤，置诸不问。

不过有个名叫陆言的御史，上奏参劾，说刘凤诰“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上年乡试，该学政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以致众士纷纷不服，将生员徐姓等，刊刻木榜，遍揭通衢，并造为联句书文。又于上年将举人章堃之竹园，阑署，建造住房，致附近民居，人人惴恐”。于是仁宗命侍郎托津等查办，覆奏确有其事。

覆奏中说：当刘凤诰奉旨准予代办监临后，便有一个他的江西同乡，为监官的严廷燮，来为仁和县廪生徐步鏊说，此人现在有病，闱以后，恐怕不能完卷，不过徐步鏊的老师沈晋，这一次也要闱，如果将沈晋与徐步鏊编成联号，号舍相接，沈晋即可就近照料徐步鏊。

徐步鏊既是岁试、科试，屡次考列等的廪生，而且刘凤诰看过他的文章，确是饱学之士。一念怜才，又看徐步鏊年纪已，不宜再错过乡试的机会，因而接受请托。但托津特别声明，确无受贿事，既然“未经得受财，无赃可计”，照律例拟“”——刑，也就是充军，发伊犁。

一念徇，致遭严谴，而仁宗犹以为所拟之罪太轻，朱批：“刘凤诰着革职拿问，大学士会同刑严审，再行定拟。”但确无受贿事，无法斩，而且这年是仁宗五旬万寿，刑司官即失，亦不敢擅拟死罪，结果刘凤诰仍为罪，只是充军地，由伊犁改为黑龙江而已。

“那么，刘金门到底冤枉不冤枉呢？”阮元了评断，“‘咎由自取’四字他自己也知，但充军边远，未免过重。即如陆言所参：‘代办监临，遍往各号与熟识士讲解试题，酌改文字，馈送酒。’这样的学政，是不是可敬可？然则所谓‘乖张，终日酣饮，每逢考试，不冠不带，来往号舍，横肆捶挞’岂非自相矛盾？总而言之，刘金门心直，疾恶如仇，他当京官时，就常受分，几次降级调用，都蒙仁宗保全，最后这一回所受中伤太重，以致仁宗震怒。定庵，我看你的脾气和刘金门差不多，应该引以为鉴。你在京事，犹可分辩；在外被劾，真相难明，之者亦无能为助。”

这番话将龚定庵想到湖北去的心思，一扫而尽：“我遵太老师的训诲，仍旧在京供职。”说着，他起揖致谢。

“这才是。”阮元又说，“《礼记》是府上的家学，你在礼，大可发挥，不可见异思迁。”

“是。”龚定庵将话题又转回刘凤诰的案，“联号的风波，太老师大受池鱼之殃，至今犹有人觉得先帝的置太严——”

“不，不！”阮元连连摇手，“恰好相反，我蒙先帝成全，只有受者才能切会。”

原来刘凤诰那一案，阮元以“止知友谊、罔顾君恩”，因徇庇而革职，召回京师，仁宗复赏以编修，在文颖馆行走，等于从起。因为有此蹉跎，所以晚至光十二年方始阁。但阮元却另有想法。

“定庵，我在先公世，闭门读《礼》的时候，自忧不寿，因为年未三十，任封疆，此虽由天恩祖德所致，但盛极必衰，自然之理。嘉庆十一年，我三年之丧，守制还不到一年，就有恩诏，派我署理福建巡抚。我亦知海盗猖獗，墨绖从军，移孝作忠，夺亦是分所当为，但自忧太盛，卧不起。及至由刘金门一案而革职，我心里反而踏实了。”

由阮元所说的“天恩祖德”，使得龚定庵想起一段传闻。“天恩”当然是指他受宗的特达之知，乾隆五十四年翰林，第二年散馆考试居首；再一年翰詹大考，因为《镜》诗善于颂扬，复为宗亲自置第一，超擢为詹事府少詹事；五十八年升正詹，放山东学政，前后仅历四年。

所谓“祖德”，是阮家祖宗积德，但传闻异词，要听阮元自己说了，方知其详。原来阮元的祖父阮玉堂是绿营武官，乾隆初年，官拜湖南参将，其时湖南有苗，贵州总督张广泗奉旨节制七省兵平。有一苗众上千人，缴械投降，张广泗令尽数诛戮。阮玉堂以“杀降不祥”为理由，以死力争。张广泗不得已而听从，但心里恼恨阮玉堂不遵命令，所以千方百计找他的麻烦，但阮玉堂怡然自得。不久，殁于任上。

这是一桩极大的德，但据阮元自己说，他的父亲阮承信，修省的功夫更了不起。阮玉堂后萧条，而阮承信甘居贫贱，洁自守。有一年在一渡，捡到一只箱，异常沉重，原以为里面装的是书，打开来一看，才知是白的银，箱中还有一公文，是专差解送税款。阮承信心想，这个差官遗失这一箱公帑，可能会人命，因而错过渡船班次，一直守候至黄昏。

果然暮苍茫中有人来投，阮承信拉住他一问，正就是那失银的差官，于是阮承信将箱原样不动地还了此人，也不说姓名，自顾自扬而去。

阮承信并无功名，所以一直以“老封翁”的份，随儿到任上，接受供养。在山东时，巡抚是乾隆廿五年的状元毕沅，年纪与阮承信相近，过从甚密，有一天毕沅跟阮承信说：“小女可衍圣公，请老兄媒！衍圣公的，可为令郎的继，我媒。”这三家两门亲事，很顺利地成功了。

但当阮元由山东学政调浙江后，毕沅由山东巡抚复授为湖广总督，未几病殁。嘉庆四年，追论湖南教匪初起，毕沅失察贻误之罪，发现他滥用军事公款，因而抄家。阮承信看毕沅在世时，虽才士，但守不佳，而且容易为属吏所欺，以致场甚惨，以为鉴，在浙江时，便将阮元得很严，绝不准他有任何贪污的行为。

毕沅的经历是少有的：第一是外放以后即未当过京官；第二是宦路只在陕甘、山东、两湖五省。这两项况，在他以前，有个直隶总督方观承可相仿佛；但第三，以状元而从未当过主考，这在明清两朝，是独一无二的。

可是毕沅虽未主试，却有另一条宏奖士类的途径，敬重文人，唯恐不及，不论是在西安、开封、济南、武昌，都在后园中特设宾馆，优礼名士。

谈到毕沅，恰又及龚定庵所兴趣的“乾嘉朝士”，如果没有扢扬风雅的毕沅，就不会有那么多“意气飞扬”、可傲王侯的名士。但毕沅后，毁誉不一。阮元久任督抚，凡是毕沅旧治之地，几乎全是他的宦辙所经，见闻真切，与一般听途说不同，难得阮元这天的兴致极好，谈锋极健，龚定庵自然不肯错过这个叩询真相的机会。

原来毕沅字秋帆，是江苏太仓州所属的镇洋县人，乾隆廿五年庚辰状元。他之得以大魁天，是龚定庵最向往的一件事，因为毕沅的书法，比龚定庵好不了多少，但以殿试前夕，在军机替同值的章京代班，恰好陕甘总督以平定准噶尔、回，奏请在伊犁、乌鲁木齐试办屯田。夜无事，毕沅便细看那奏折，对于西北的形势与风土人，以及规划屯田的好，大致了然于。第二天金殿策，四策论题，倒有两与西北屯田有关，毕沅现贩现卖，敷奏详明，宗大为赏识，在呈的十本之中，亲自将他由第四改为第一，原为二甲一名的传胪，一跃而为一甲一名的状元。如果毕沅生在今天，不但不会冠冕多士，以他的书法，一定也跟龚定庵一样，连翰林都无份。

毕沅以策论屯田抡元，亦以服官西北起家，自乾隆三十一年外放甘肃开始，一直至五十年调河南巡抚，始终不离陕甘两省。五十三年升任湖广总督，其间一度因案降调山东巡抚，未几复任鄂督，直至嘉庆二年在任病殁，未调他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