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5/7)

创约法的孙中山先生领导之，表示反对。但梁启超执持不化，段祺瑞一意孤行，终于现了“护法运动”，造成南北分裂。

不但南北分裂，段阁亦分裂了。原来梁启超打的是如意算盘，与务总汤化龙、司法总林民及其他研究系要角开好一张名单，由务密电各省照选。段系得此消息，大不为然，公推徐树铮向段祺瑞言。

徐树铮揭发了研究系的私心，是想借此机会，取国民党而代之，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不但目前政府一举一动都将受研究系的挟制，而且将来的政局，亦难免为研究系所纵。及今不为之计，将成心腹大患。

段祺瑞有些为难，因为他跟梁启超有默契，关于对德参战、武力统一全国，乃至于由曹汝霖向日本去借外债，研究系都可以支持；但关于制造“新法统”，要求段祺瑞让他们放手去。言犹在耳，不能说了不算。

因此，段祺瑞糊糊地没有明确的表示。徐树铮看他意思是动了，而且自信得不错，将来不至于受责备，于是，他倒是放手去了。

但是段系耍枪杆的很多，而议员所在作、耍笔杆，何能在各省找到适当的人选。迫不得已运用军队收编、改编的办法。徐树铮找了王揖唐来商量这件事，决定设立一个俱乐，作为段系组织新党的大本营。

“我一个人搞不起来，得找个帮手。”王揖唐问，“你夹袋中有没有人？”

“没有。”徐树铮忽然想起，“你不是说段香岩的秘书，姓梁的，很能吗？”

“啊，啊！”这一提醒了王揖唐，“不错，我来找他。”

原来徐树铮所说的“姓梁的”，名叫梁鸿志，字众异，福建乐人，前清是学小京官，民国后在国务院当个小差使。他的诗作得很好，与黄秋岳同为陈石遗的弟，亦同被称为诗坛“闽派”的后劲。其时段祺瑞的亲信曾云霈，由于同乡的关系，很照应他。渐渐地，在冠盖京华中，居然也有人知了“梁秘书”这个人。

当时政界的风气，视天津为别府。官在北京，享乐在天津，周末离京赴津，被看作是件很时髦的事。各省军阀有所活动，由于北京耳目太密，亦多集中在天津，拿“吃空缺”来的大把银，供应政客的声犬。在这等场合中，脱略份，往往可以无话不谈。因此，要打听消息，有所谋，易于成功。

梁鸿志生善于投机，心想，要想成为要人，一方面得多识政要，一方面又要多要人状。于是每逢周末，他也坐上等车，随带俊仆两名，线装书一函，潇潇洒洒上天津。

有一天王揖唐恰好也在车上，闲得无聊，看梁鸿志手边有诗集，便借一本来看。这本诗集是宋版的杜诗，钤着好些名家的收藏印。王揖唐不由得刮目相看，请教姓氏，记得听说过有这么一个人。

梁鸿志自然识得王揖唐，心里很想结识这个人，表面上却是淡淡的。及至送书回来，里面夹了一张诗笺。梁鸿志一看，知是王揖唐刚才所作的一首“即兴”，涂涂改改，完全是草稿，当然是不经意夹在书中的。

这是个机会。梁鸿志依韵和了一首，当面请教。王揖唐仰慕他的同乡先辈龚芝麓，亦以才自名，便与梁鸿志订了文字，颇为投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