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初步的结果,但已相当,可以跟黎元洪谈了。由于日本、国的公使有此友好表示,可以想象得到,在上海一面,两国政府会发表支持的声明,这远比“洪宪皇帝”登基,只有“清国大使”溥一人觐贺,在声势上是得太多了。
“副总统!”
“副总统改了主意,要通知人家才是。”
第二天会晤,消息非常好。国公使表赞成,愿意合作。接着小幡谈了秘密移送黎元洪京的计划。
听完陈述,小幡脸铁青,“好了!你们请吧!”他说,“我从今以后,再不跟中国人共事了。”
“副总统跟二太太、胡朝栋说了走的计划没有?有没有提到我们的名字?如果说过,让我们快走,不然,狗都要落地。”郭泰祺又说,“请发天良,不要说一个字假话。”
黎元洪却气上来了,“我是副总统,叫我易服钻,岂不失了统?”他冷笑着又说,“你们如果害怕,最好能变只白鹤,飞回武昌黄鹤楼好了。”
郭泰祺应诺着,转就走。到了东厂胡同,果然满目缇骑,不由得使人自“东厂”想到明朝的魏忠贤,捉人的“白靴校尉”,行刑开刀的“驾帖”。不过一了大门,却是平静如常,黎元洪在书房里,好整以暇地在看《三国演义》。
“白鹤一去不复返,此地空余副总统。我们也舍不得你啊!”郭泰祺笑着走了。
刘成禺想了一说:“就是抓人,一定也在晚上。现在分办理,我仍旧在这里留守联络,你去看副总统,切切实实问清楚,有没有把同谋的名字告诉人家?”
因此,黎元洪欣然同意。郭泰祺一面秘密通知云南的唐继尧、广西的陆荣廷,希望到时候响应;一方面会同汪彭年,仍旧要找井上去商量,如何由东厂胡同安然到达东民巷。
回到南横街的“机关”,与谋诸人都已到齐,郭泰祺将黎元洪的话,照样转述了一遍。大家都知,黎元洪唯一的就是憨厚,他包大家“狗不会落地”,就一定不要了。不过,还有件事必得上去办。
“可以。不过,这个消息,绝对不能让英国人知,否则,一定失败。”
经过仔细研究,设计来一个看起来很妥当的办法。黎元洪的副官刘钟秀,住在黎家后面,背靠背仅一墙之隔。刘家前面,则是一条冷僻的小胡同。到了走那天,打通黎、刘两家的墙,黎元洪易服钻墙,然后打电话给日本人办的同仁医院,说刘钟秀了急病,请派救护车来接。救护车是预先联络好的,将黎元洪用担架抬上车,直驶东民巷,会合、日两国公使,一起京。
“我本来卸任回国,船期已经定了,为这件事我可以在正金银行多住一个星期,亲自陪黎副总统京。”小幡又说,“我们坐国公使馆海军陆战队换防的专车,绝对妥当。”
计划既定,刘钟秀陆续将家人遣走,定在星期日夜半,也就是星期一凌晨两钟,开始行动。哪知到了星期六午六钟,况突变,郭泰祺神仓皇地奔到他们设在宣武门外南横街的机关,一见留守的刘成禺,便即说:“不得了,不得了!刘麻哥,快走!”
“瞿卿让我来告诉各位,袁老大送了黎本危两万大洋的珍珠,消息已经漏。现在东厂胡同,军警密布。”郭泰祺又说,“听说是胡朝栋向杨杏城告的密。”
由于最后两句话说得很不客气,黎元洪便也板着脸回答:“我可以对天地父母发誓,没有说过走计划,亦没有提过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名字,只说意思想离京而已,包你们狗不会落地。”
到了天津,自然是坐国运输舰,直航上海,这一路的安全,绝无问题。问题在于由东厂胡同到东民巷使馆区这一段,如何能够平平安安地通过。
“这一段路程,要你们自己负责了。”小幡答说,“我一面,反而引人注目。”
原来黎元洪的“二太太”黎本危,本是汉的黑牌红。黎元洪的太太斋念佛,诸事不问,黎本危纵外,招权纳贿,成了黎元洪的一大弱。
黎本危有个手帕,嫁的是湖北外涉员胡朝栋。帝制议起,黎元洪从武昌带京的亲信,分成两派,一派反对帝制,就是怕“狗落地”的那班人;一派赞成帝制,以善拟痛哭涕的通电而闻名的饶汉祥为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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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安毋躁。”刘成禺倒很沉着,“先把话说明白来。”
“我先跟国公使谈一谈。请你们明天再来。”
“那好!”郭泰祺松了一气。
险,于是谈了开来。原来当蔡锷起兵时,刘成禺等人跟黎元洪的中文秘书瞿瀛、英文秘书郭泰祺密商,打算将黎元洪秘密移北京,到西南或者上海,依照约法,摄行大总统职务,主持讨袁。此事的策动者是汪彭年,他跟郭泰祺通过日本东方通信社驻华公社社井上的关系,与日本公使小幡作了一次秘密会晤,提他们的计划,问小幡是否可予以助力。
“是的。”郭泰祺答说,“以朱尔典与袁的关系,表面不赞成帝制,暗中是赞成的。”
声音很大,让黎元洪微吃一惊,脱将《三国演义》上的一句对白说了来:“何事惊慌?”
汪彭年所说的“人家”,是指井上与小幡。于是仍由郭泰祺伴同汪彭年去看井上,由井上陪着去见小幡。
汪彭年、郭泰祺心里都很难过,只有连连歉。回到南横街,刘钟秀也来了,同时带来了一个幕消息:势何以突变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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