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章(9/10)

了解到这层意思，詹善政认为要“先说坏、后说好”，才能改变陈丹的意见，“杨乃武是我夫，虽然是至亲，我亦不能不批评他。乃武平时喜耍刀笔，过分的地方当然也有，可是替人费心费力，甚至自己赔开销代打官司的事也不少。”他说，“至于这一案，决不敢瞒陈先生，乃武与葛毕氏有暧昧，事并不假，而且也有嫁娶之约——”

“慢慢，”已听兴趣来的陈丹，打断他的话说，“一个有夫之妇，一个有妇之夫，如何谈得到嫁娶之约？”

“所谓嫁娶之约，是纳葛毕氏为小妾，双方已有成议，等乃武发榜以后，如能侥幸，设法跟葛品莲的生母沈媒婆谈判，一笔聘金让葛品莲另娶。说得难听些，是拿葛毕氏买来，这一，家也同意的。”

“嗯，嗯！”陈丹的脸和缓了，“照此说来，似乎不必此策。”

“就这话啰！”詹善政立即接，“发榜之后，陈先生知的，应酬，忙得不可开，还要打京会试，真恨不得一天能化两天。请想，乃武哪里有工夫此不急事务，何况是共谋杀人，事先要经过细心策划，密切联络，更不是在这时候所宜、所能的事，其为冤枉，不言可知。”

“然则男女两方的供词，何以又完全相同呢？”

“‘三木之，何求不得？’葛毕氏已经信供了，乃武如果不肯承认，或者话跟葛毕氏不符，恐怕早就丧命在严刑之了！”

“这就是所谓‘锻炼成狱’。”陈丹说，“请你把全案经过跟我谈一谈。”

听完始末经过形，陈丹的想完全改变了。对于刘锡彤的颟顸，还觉得有可原；唯独对陈鲁的专横武断，草菅人命，痛恨之，溢于言表。这也难怪，陈鲁住在杭州，专门与士林作对，陈丹早就对他不满了。

“两位的来意，我已尽知。照这样的形，我如果到了京里，自然要替同年讼冤。不过，明天就过年了，而且，”陈丹不愿细谈自己的困难，停了一，糊糊地说，“我自己也很忙，只能量力而为。”

“是，是！就这样已经承不尽了。”詹善政看着杨恭治，以征询意见。

所要询问的，就是帮陈丹凑京会试盘缠的话，要不要说？杨恭治立刻微微地摇，表示不说为宜。

告辞门，两人一路走，一路研究。杨恭治说了他的看法，陈丹似乎是个有骨气的人，不肯随便接受他人的资助。倘或冒昧从事，陈丹可能会觉得是一侮辱；或者虽不言，心中认为要避嫌疑，对为杨乃武讼冤之事，绝不提，岂非巧成拙。

詹善政亦以为然，“不过，”他说，“看境况，他确有困难，如果能够不伤他的自尊心，而能够到雪中送炭，将来得他的益，一定不少。”

“是啊！此人心正直，不闲事则已，要定会力。”

研究结果，想两个办法，第一，话先说明白，知他会试川资尚无着落，愿意相借，问他的意思如何；第二，托词请他带一笔钱京，转某人，其实就是让他先用了再说。

“这两个办法用哪一个，要临时看形。”杨恭治说，“要，事不宜迟，此刻就翻回去，才见得我们有诚意。”

“好！”詹善政想了一说，“我有个说法，走！”

回陈家，再次求见。陈丹现，脸不甚好看，倒不是因为厌恶来客，而是刚与他胞弟吵过一场架。

“实在不安之至，到此刻还来打搅。”詹善政低声气地说，“有件事，想来请教陈先生，我带了一笔款，是预备京控用的，摆在手边，一时没有用，想放去，不知陈先生有没有路？”

这话太冒昧了，“老兄，我们初。”陈丹问说，“你怎么托我这样的事？”

这话问得很刻，但詹善政倒恰好有话，必得有这样看来难以回答的一问，才能以话答话说。

“陈先生的话错了！我们倾肺腑相告，等于以生死大事相托，是这样的形，银钱小事，就算不了什么了！”

陈丹对这话很满意，也有些动，不自觉地将彼此的拉近了，心里对初所常有的顾忌，也大为减少了，想一想问：“你有多少款要放？”

“二百两银。”

“放到什么时候，利息多少？”

“想放到明年端午，利息好说。”詹善政答，“既然拜托陈先生，利息多少请陈先生主好了。”

“你事倒很快。”陈丹问说，“款是不是现成？”

“是的。”

听到这里，陈丹愁怀大放。原来他刚才与他胞弟角，就是为了一个钱字。他家有块祖遗的田地，是兄弟俩的公产，陈丹京会试，想卖这块田作盘缠，兄弟的不能耽误兄的功名，勉答应了。

可是，卖田也不容易：有的是价钱不合，卖主不肯卖；有的是知陈丹的这位老弟很难惹，怕将来有纠纷，“有钱不置懊恼产”，是买主不肯买。就这样拖到年近岁，越发难以脱手，因为年关脱货求现，是所谓“杀年猪”，价钱决不会好。

兄弟争执的关键，就在价钱上，陈丹因为事实所，唯有忍痛牺牲；而弟弟的却以为吃亏太大，持不肯，认为最好借一笔债应急，等过了年再卖，比较划算。

如今照詹善政所说，恰好解决了他的难题。考虑了一会儿，说：“詹兄，你这笔款，我替你个抵押，限期四个月，利息照钱庄的拆息，你看好不好？”

“怎么不好？好极。”

“那这样，我们今天就立个单据，田契抵押，要等开了年才能办，我当老兄的面代舍弟。”

“陈先生，陈先生，”詹善政打断他的问话，“这笔款是哪位用？”

“老实奉告，我用。”

“既然陈先生你用，就不必要什么抵押了。”

“不，不！一定要。”陈丹急忙摇手，“这里有个理。”他沉了一，“说起来有些难为，不过我不能不说。”

原来陈丹的用意，非抵押不可，乃是拘束他的弟弟，非卖这块田来还债不可。不然，到时候这块值三百两银的田地归对方承受，就吃亏了。

“真是，有时候自己骨，反而不及朋友，说起来惭愧。詹兄，你如果不愿这么办，我不敢借这笔钱，因为到了期限，舍弟倘或仍旧跟我扯，我拿什么来还？”

“既然有这样的曲折，我遵命就是。不过，利息就免了。”

“没有这话。”

两人谦让了好一会儿，说定只取三厘半的利息。陈丹即时，跟他弟弟说明白；又请了他家一位辈来见证，拟好一个抵押笔据的稿拿来给詹善政看，当然是只字不动，怎么办，怎么好。

其实，像这契约，倒是接受抵押的一方，需要有个见证，万一将来有了纠葛，公堂相见时，才比较有利。可是，尽陈丹这样提议，詹善政很大方地认为无此必要。这是他的聪明之，类此事，越少人知越好；而在表面上却又显得充分信任对方，能使得陈丹更加见。

事得净利落，当天就成契银。陈丹不仅解决了一个极大的难题，还有一桩意外的大收获：此事居然动了他的弟弟，觉得外人尚且如此义气，同胞骨反倒斤斤较量，于于理，两皆不合。一时天良发现，当即作了承诺，只等过了年立刻卖田，了清这笔债务。因此，陈丹喜上加喜，对詹、杨二人激不已。

其时已经很晚了，陈家当然留饭。客人欣然接受，因为借此机缘，又可作一番谈。

“陈先生预备哪天动？”杨恭治问。

“还早！还早！”陈丹答说，“二月初动都可以。”

“来得及吗？”杨恭治问说。

“来得及。我算给你听，杭州到上海三天；上海坐船到天津两天；由天津京，大概要四天，日扣得准，十天工夫就够了。举人复试，总在二月旬，从容得很。”

“是的。”杨恭治中答应着，看了詹善政一。

这意思是希望他能一陈丹，早日动到京，便可为杨乃武的官司谋活动。詹善政心中会意，但觉得还不到开请求的时候，所以没有任何表示。

这时陈丹开了，“两位是在杭州过年？”他问。

“是。是想在杭州过年。”詹善政苦笑着说，“其实哪一天都是过年。”

这是所谓“度日如年”。陈丹便安他说：“人命关天，当决不会草率从事。公自在人心，我想，京中大老、刑官员，一定会跟浙江会试的人打听打听。”

“正是！”詹善政乘机说，“公话越早传到他们耳里越好。”

这，陈丹当然要想一想。他也愿意早日京，就不为杨乃武讼冤，早日到京，也可以多结些朋友，打听打听会试的形，揣揣八文的风气趋向，是讲究华丽还是质实，那样闱便很有把握。无奈“安居，大不易”，盘缠不能不打算打算。

而事实上却又不容他细作打算，因为，第一，京中价如何，不甚了解，算亦无从算起；第二，詹善政与杨恭治的殷切目光，使他受到一很大的压力。

“这样，”他说，“我过了元宵就动。”

“那，那可是太好了。”

陈丹心想，既然伸手了这桩闲事，索就好它，因而盘算了一会儿又说：“我看两位亦不必在杭州过年，先回余杭，再把这桩案的前因后果，没有注意到的细节，再好好搜一遍，务必将真相确确实实清楚，最好能够写来。过了年初五，请两位到杭州，我们细细商量，怎么样着手。两位看，我这个主意行不行？”

詹、杨二人，自然听从。这天夜回到客栈，伙计告诉他们说，有个姓郑的来访，久候未遇，已经走了。

“姓郑的？”詹善政一时想不起这么一个人，问杨恭治说：“你有没有姓郑的朋友？”

“没有。”杨恭治问，“会不会是郑兴？”

“啊！是他。”詹善政急急问伙计，“是怎么样一个人？”

“一个蛮漂亮的后生。”

“那就不对了！”詹善政大为失望。

两人多方思索猜测，始终不明白这个姓郑的后生是什么人，只得怏怏丢开，暂且不，商量陈丹所作的建议。

谈到这个话题，颇足以令人兴奋。杨恭治很佩服詹善政于肆应，能有此意外机缘，实为可喜之事。至于回余杭去细搜案，詹善政推杨恭治担任，因为他刚回去过一趟，这一次应该杨恭治回家看看；再则杨恭治也是秀才，要写这个“节略”之类的东西，他的笔也提得起来。

“你回去不轻松，过年是谈不到了！”詹善政说，“如果年初五赶不来，初七、初八无论如何要到。我这几天在这里也还要探探路，案到底太大了，路越多越宽越好。”

“我知。年初八之前一定赶到。”

因为睡得太晚，所以到第二天上午九钟还没醒，而姓郑的却又来了。

为伙计所唤醒的詹善政，拿冷手巾匆匆一惺忪的睡，屋相见。果然是个很漂亮的小后生，二十上年纪，还是又红又白的一张娃娃脸，见人有腼腆。

“我姓郑，我爸爸叫我来的。”

“哦！”詹善政问，“令尊的大名是？”

“我爸爸叫郑兴。”

“啊！啊！”詹善政既惊又喜，“原来是郑老弟。来，来，请里坐。”他扬手招呼伙计，“泡茶来！去买心。”

将这位不速之客，延请屋，动问来意；又说，昨晚上猜了好半天，始终不知来客是何许人。小郑答说：“我爸爸关照，不要对别人提起他的名字。所以我不好代这里的伙计。”

“啊，啊，是我失迎。”詹善政蓦然意会，郑兴这样叮嘱他的儿，当然是为了保密，看起来是有极要的话说，因此，他去关上了房门，方始低声问，“郑老弟，有话你尽说。”

小郑，先问一句：“你姓杨，还是姓詹？”

“我姓詹。”

“正好，我爸爸关照，有话最好跟你说。今天年三十了，监牢里面，准许给犯人送东西去，问问你们，是不是有吃的、用的要送给杨举人？”

一听这话，詹善政有意外的惊喜，“原说犯死罪的，不准接见送东西。”詹善政又有些失悔，“应该早早打听，早早预备的！”

于是詹善政一面招待小郑吃心，一面到对面房间叩门，将杨恭治唤醒了，告知其事。

“郑兴好像很帮忙，但也好像是故意卖面，是另有作用的？”

“依我看，两样都有。他既然帮了忙，我们当然应该意思意思。应该怎样表示，我来看形办。现在我跟你商量一件事，现有这样的机会，光是送吃去，未免太可惜了！”

“你的意思是，”杨恭治问，“你我两个之中，想法去一个？”

“那一定不行！杨大去一趟费好大的事，老郑负不起这个责任。我是想，可以趁此机会通个信。”

“啊，啊！这也对。”

“那么，我们分办事，我去买吃的东西，请你赶快写信。”

这封信怎么写法，大有讲究：第一，要告诉杨乃武一些什么。第二，如何措辞，不可说得糊不清，引起误会，但也不能不蓄其词，以防这封信万一落在外人手中，引起意外的麻烦。第三，当然不能篇大论，更不能照一般书信的规矩，不用称呼，不用客，更不能用普通的信笺，得要合传递的方法，选用适当的纸张。

因此，等大致商量停当，杨恭治写这封信很费了一番脑，首先是用什么纸，就大费斟酌。竹纸、连史纸、宣纸都不合用，因为不够韧，易于破碎，韧的有一丽笺，却又太厚太，不便隐藏。想了半天，决定采用白绫。

好在离客栈不远之，就有一家绸缎店，杨恭治不愿假手于人，亲自上街，买回一尺绫，只裁取一寸大小的一块，然后磨了笔，先起草稿，再用蝇小楷，极细心地抄在白绫上。

一切齐备，詹善政亦已回来了，备办的是一大块煮了的火，一大包绍兴香糕，一篮橘，还有一块猪油糯米年糕。

“这样东西不对了！”杨恭治指着糯米年糕说，“莫非你不晓得他从不吃糯米东西？”

“我怎么不知？就因为他从不吃，我才要送。”说着，詹善政掏一把新买的德国小洋刀，在那块厚约五六分的糯米糕中间，很细心地开了一。

杨恭治恍然大悟。唯其是杨乃武从来不吃的东西，才会引起他的注意，猜想到其中必有夹带，从而仔细检查，发现年糕中所藏的信。

“你这个脑动得太好了！早知，我该多写一！”杨恭治说，“这么大一块年糕，又有弹，藏一大块白绫在里面，一定看不来。”

“时间来不及，只好算了。”詹善政说，“好在开了这条路，以后通信也容易。”

说着，他将那方寸大小的一块白绫，很细心地年糕之中，在边缘上一，泯没了那，由外表去看，丝毫不见异状。

理停当，时已近午，杨恭治也到了预定动的时候。因为有此意外机缘，行止似乎有重新考虑的必要。可是，这时候无法与詹善政商议，只说：“我想陪你一起去。作兴里有啥要话传来，我好带回去余杭。”

“会不会有话传来，很难说。就有，也不会是今天。我看你还是趁早赶回去吃年夜饭的好。”

说到吃年夜饭，杨恭治不由得伤。江浙人家，最重这年三十合家团聚的一顿晚餐，若有远人未归，往往守候至午夜。想到杨乃武家今宵景生，格外凄凉，他反而更持了。

“不！”杨恭治说，“能够有个好消息带回去，这顿年夜饭方能吃得。就算里没有话传来，至少也要知乃武已经收到我们送去的东西，回去告诉他们，也算是一安。”

“也好！那就一起走吧。”

于是，将装一个藤制提篮，匆匆赶到县司衙门监狱。郑兴已派人守候在那里，问明姓名，只准詹善政一个人携着提篮。

“你到茶店里等我。”詹善政对杨恭治说，“我代完了就回来。”

杨恭治无奈，只好到茶店里坐等。这一等，等了有一个时辰，也就是两个钟，才看见詹善政手提空篮，步履匆促地奔了来。

“怎么样？”杨恭治急急迎上去问。

“回去谈！”詹善政低声答说，重重地一，又使个，表示有很重要、很满意的收获。

其实，一路走，一路已谈了起来。詹善政说，郑兴实在很心，很够朋友，本来他早就可以回家了，只为守候詹善政，空耗了许多工夫，也因此受了几句埋怨，怪他去得晚了。

“埋怨归埋怨，帮忙仍旧归帮忙。他问我：‘你有没有啥夹带？’我心里想，这件事是犯禁例的，当时还有人在旁边，说破了也许害他为难。所以我说：‘夹带是没有。别的东西都无所谓，乃武最喜吃糯米年糕，务必拜托郑到。’他，又说：‘逢年过节犯人家里送东西来，我们总是格外方便，王法不外乎人，上也晓得的。不过，有一规矩，你想必也知。’”

说到这里，杨恭治嘴问：“什么规矩？”

“那还用说，当然是红包。等我摸来递过去，老郑随手给手，特别关照：‘是我的朋友，请弟兄们照应。你把东西拿去，好不要动，尤其是那块年糕。提篮摆在号里好了，回我去拿。’等那人一走，老郑跟我说：‘你在这里坐一息，把提篮带回去。’”

“这，”杨恭治又兴奋地嘴了，“看样，提篮里面，或者有样。”

“大概是！”詹善政答说，“老郑回提篮的时候，特别加了一句：‘篮当心，不要放。’这不是言外有意？”

于是两人不再多说，加脚步，就像年底收账讨债的那样，在大街上匆匆而过，望早早回到客栈，看提篮到底有何样？

到得泰客栈，詹善政在屋中搜索提篮，为了防备有不相的人窥见，或者客栈伙计有事闯了来，由杨恭治在院里把风。这只方形竹架藤面的篮，一共两层，拉开第二层，只见包的纸胡捆成一团，用麻绳缠两缠，丢在里面，谁看都是理以后，剩的一堆废，不会去注意。可是在詹善政却如获至宝，急急拆去绳，将那一卷摊开来，一张一张地检查，果然，中间夹着一张有字迹的纸。

这张纸是张连史纸，并非包所用，杨乃武在狱中，怎会有这样一张纸，是件很奇怪的事。更可怪的是，居然还有笔，字迹亦并不潦草，见得是在相当从容的况之，写成一封回信。

他在里面看信，杨恭治则在外面默忆自己写给杨乃武的信。清清楚楚地记得，是这样写的：“沉冤已渐为人所知，援手有人，决意京控，并请公车讼冤。家中均安，勿念，自宽自重。”并未名，因为杨乃武认得他的笔迹。

“恭治！”

听得这一声喊，杨恭治回相望，詹善政面有喜，便知已有收获了。

屋从詹善政手里接过信来看，只见写的是：“示悉，极！京控从速行，倾家产在所不惜，供词押，已藏伏笔，若有明镜，必能鉴其真。押请细玩。狱中颇蒙矜怜，不知何以为报？”

面虽未名，却画着一个押。如果这封信落他人手中，照押追究，是件很危险的事。杨恭治诧异地说：“看样，他在里面亦很有办法。你看，居然能有笔有纸，写这么一封很整齐的信，岂不可怪？”

“也许是老郑特别照应，真得好好谢一谢人家！闲话少说，这一句：‘押请细玩’，你倒看看，有什么名堂？”

亲笔签名谓之“押”。向来不识字的人承认笔据，只画一个“十”字；但识字的人，为防他人假冒签名，可以自己设计一写法，将三个字或者两个字的姓名，并成一个字，骤看不知所谓，细看方知究竟，其名谓之“押”，早在唐、宋便已行，一直相沿至今。

杨恭治曾经在钱庄里学过生意，庄票以及其他有关银钱的单据，经手人签署，常用押，看得多了，明奥妙——原来押设计得巧妙的，“横看成岭侧成峰”，一方面是姓名，一方面又是另一句话。杨乃武的所谓“请细玩”，便是暗示押中隐隐藏着另一句话。

持向亮，凝神注视，好久，好久，只听杨恭治不自禁地喊：“找到，找到了！原来要这样看！”

“怎么看？”

原来杨乃武的押，隐“屈打成招”四字。不说破莫名其妙，一说破宛然成文。经杨恭治一指来，詹善政不能不佩服杨乃武的巧思。

“这真所谓舞文墨了！”他叹着说，“不过，心思是白费，就算有明镜悬的清官，细心去看供词，哪里会想得到押中会有样？”

“这就全靠旁人的一句话了！如果有人破，一看果然，对整个案的看法，当然就会不同。”

詹善政拿他的话，仔细想了一会儿，很起劲地说：“对！对！这就用得着陈丹了！”

杨恭治也想到了。这次陈丹京会试，只要随意说一句：杨乃武是屈打成招，押里面有这四个字，那才是他心里的“亲供”。这句话传到刑，自然要慎重推究，不会轻易定谳。

“你赶快回去吧！”詹善政促着，“一到请你就把这些形告诉我，好让她心里稍微轻松些。”

“好的！我上赶回去。准定年初七之前，一定回来。”

詹善政等于是在陈丹家过的年。陈太太很贤惠，认为陈丹能够京会试，而且弟兄和好，完全于詹、杨二人所赐；知詹善政一个人留在杭州，客中佳节，又是为了照料至亲的官司，心境一定凄凉万状，所以特地派一名老家人到泰来请，说是：“我家太太请詹老爷去过年。”

由眷面相邀，完全拿他当通家之好看待，詹善政觉得不必辞谢，否则倒是自己见外了。因此，欣然答应，买了好些爆竹、风筝、拨浪鼓之类的玩，到陈家去吃年夜饭。这一，不但成了陈家夫妇的上宾，而且也博得了陈家孩的迎，“詹伯伯、詹伯伯”叫得好亲。

一夜过去，到了同治十三年正月初一，陈家来拜年的客人很多。詹善政觉得自己的份，仍以隐藏为宜，所以带着陈家的孩到城隍山去兜了一个“喜神方”，顺路逛了逛城隍山，中午将孩送回陈家，吃过饭便要告辞。

“你到哪里去？”陈丹问。

“回客栈。”

“那不行！你是人请来的客人，我要问了她再说。”

“不必如此！陈先生，我老实说，你的至亲好友都没有见过我，看见了，少不得要问起。那时候你怎么说，说了实话，你不方便，我亦不方便，所以还是我避开的好。”

“那不要！我只说是表亲好了！一表三千里，谁知你的来历？”

“不，不！”詹善政说，“至少令弟知我的来历。他或者会跟人谈起，那样一来你们昆仲之间，言语不符，容易使人起疑，引起许多闲话，对哪一方面来说，都不是一件好事。”

陈丹想想他的话也不错，放他走了。不过，到了傍晚，仍旧派人送了饭菜到泰，第二天中午又携酒相就。在詹善政，当然激又动，两人的谊，亦就更觉不同了。

然而，谊虽，究竟还不到无话不谈的地步，所以杨大狱私探以及杨乃武狱中寄信两事，他仍旧瞒着不肯告诉陈丹。但有些况，不妨变换一方式透，尤其是杨乃武的那个押，非得让陈丹知不可。

“噢，”他装作突然想起的神，“陈先生，有件事我要告诉你。乃武在杭州府初审受刑，诬供以后，我找到一个机会，匆匆忙忙跟他说了几句话。他说，他供单上画的押，藏得有文章在里。那个押，我托人仿了一份来，一直看不啥；昨天晚上无聊，又拿来看，看来看去看名堂来了！”

“居然有名堂！”陈丹亦很有兴味地问，“是啥？”

“我拿来你看。”

詹善政起开了箱，背着陈丹，取把剪，将杨乃武信上所画的押剪了来，摆在桌上，让陈丹仔细端详。

“只看得杨乃武三字，另外有啥名堂？”

“你横过来！”詹善政把纸片移了一个方向。

“啊，啊！仿佛有字！”陈丹细看了看说，“是‘屈打成招’！妙！妙！”

詹善政不自觉地微笑着，是显得相当得意的神。

“令亲的心计，真是很。”陈丹想了想赞叹，“明明一盘卸甲丢盔的死棋，居然有这么一着人所不防的仙着！看起来翻案有望了。”

詹善政大喜，“陈先生，”他问，“请你说说你的看法，何以翻案有望？”

“这一案的致命伤，就在令亲所供，与小白菜的话，完全相同。如说屈打成招，想翻案时，总是如此说法，复审的官儿，照例是不理这一的。可是，当堂画押，有这句话在里面，就是言之在先，与事后的翻供形不同。倘或有那公正廉明的官，自动发现了这个秘密，不等人犯上控，自己提案来审，效用就更大了！”

“是，是！如果是这样，就好像‘包公案’里面的故事。”

“如今哪里去寻包孝肃这样的人？”陈丹喝酒，凝神静思了一会儿说，“我们杭州有一位大老，一定肯主持公。”

“哪一位？”詹善政急急问说。

“夏侍郎，你知不知？”

这是指兵右侍郎夏同善，他是咸丰六年的翰林，由江苏学政调，占的是兵右侍郎的缺，却在“南书房行走”，是所谓文学侍从之臣。为人很正派，也很心。詹善政听说过这个人，说：“夏侍郎大名鼎鼎，当然知。陈先生，你跟夏侍郎很熟？”

陈丹与夏同善虽不很熟，但如于主张公，自然可以率直而言。而且举人京会试，同乡京官照例应该照应，像夏同善这居于位的同乡，至少也要请大家吃顿饭，叙叙乡，那时就是代为诉冤的好机会。

他很心，除了夏同善以外，又列了一张名单，不是翰林就是里的司员，关照詹善政去打听，辗转相托，替杨乃武说几句公话。只要清议能够重视其事，刑必不敢草率，案就大有平反的可能了。

到了年初七，杨恭治如约重回杭州，带来了好些消息。第一，县衙门的捕役阮得，到杨家去敲小竹杠；第二，风传“刘大少爷与小白菜有一手”；第三，刘锡彤必置杨乃武于死地，就是为暗中庇护儿。

“照此看来，”陈丹问，“会不会是‘刘大少爷’指使小白菜的毒？”

“不会！”

“何以见得？”

这话在杨恭治就无法回答了。他是听杨大所说，小白菜本就不曾毒，可是小白菜的话不能说给陈丹听，因为那一来，追问缘故，就会杨大狱私探的秘密。而这个秘密是决不许透的。

“是这样，”詹善政替他解围，“实在说起来，葛品莲是生病死的，本不是服毒。”

“那么，怎么说是‘七窍血’呢？”

“听说，杭州府驳去以后，刘大老爷听信了门丁的话，重新拿尸格改过。原来不过、鼻之间有血。”

“还有，”杨恭治接着说，“验尸用银针探，本来先要用皂角拿银针洗过以后再用，仵作也没有这么，虎虎，敷衍了事。”

“这真是草菅人命了！”陈丹愤愤地说，“浙江有这地方官，是浙江人的不幸。刘锡彤这样胡搞，将来受害的人，不知还有多少！这件事，我到京里一定要说。”

“杭州府陈知府，也不见得是好官。”詹善政说，“我还听人说，陈知府专门与读书人为难。不知可有这话？”

“怎么没有？不过，”陈丹冷笑一声，“哼！杭州人是了名的‘杭铁’，让他等着，总有一天教他尝尝杭铁的滋味。”

见此光景，詹、杨二人都安。同时也都有了领悟，杨乃武这件案，渐渐变成非浙江人的地方官，如何为祸浙江的一个实例了。在京的浙江同乡，为了维护桑梓，亦必借杨乃武这件案，有所表示。这是很有利的一个转变。

“好了！”陈丹作了一个结论，“我们分行，京里的事给我。”

陈丹倒真是心，二月初十到了京里，趁会试还早，先忙着为杨乃武的案奔走。不过，他第一个要找的，不是现任兵侍郎的夏同善，而是他的一个亲戚朱智。

朱智字茗笙，举人的军机章京。原来清朝的制度，大政都归军机所，仿佛唐宋的“中书门”，阁大学士名为宰相，并无实权，唯有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才是真宰相。

但是，军机大臣每天跟皇上见面，一切军国大计，面取止，只不过可否一语之决，称为“承旨”；这可否一语，要化为指授详明的圣旨，全靠军机章京，这个撰拟上谕的工作，称为“述旨”。因此，军机章京在朝中是一很特殊也很重要的人！尤其是咸丰十一年慈禧太后与现领军机、衔叫作“议政王”的恭王联络，击败肃顺，收回大权的“辛酉政变”，军机章京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因而更受重视。

军机章京俗称“小军机”，历来以人文荟萃的江浙两省人充当的居多，浙江人更为特，势力也最大。军机章京分班、二班值，领班用满洲话的称呼，叫作“达拉密”。两班“达拉密”都是浙江人，而且都是杭州人，一个叫许庚，一个叫朱学勤。此外，军机章京中还有两个杭州人，一个叫吴兆麟，一个就是朱智。

见面之后，谈到家乡近事，陈丹首先就提到杨乃武一案。朱智不胜嗟叹地说：“这件案，我亦略有所闻，总以为杨乃武罪有应得，不还有这样的幕，真可谓之为黑幕。我就不明白，余杭县刘锡彤，何敢如此胆大妄为？”

“一半是他本糊涂，一半也是因为他有奥援。刘某是宝中堂的乡榜同年。”

“怪不得了！”朱智想了一说，“刑对此案颇为慎重，尚未定谳。我会留心这件事，等刑的奏折上来，看是如何说法，再作理。”

陈丹心想，有军机章京这关拦住，不至于贸然定谳，但刑定议之后，再打回去重新审，事就难办了。倘或承办司官，持原议，岂不搞成僵局？与其费力于后，不如挽回于前，事半而功可倍。

把这层意思说了来，朱智以为然，想了一说：“这样，刑秋审的总办余撰，是浙江龙游人，他是咸丰二年壬的士，资格很老，在秋审算是首脑。我陪你去看一看他。”

听完整个叙述，余撰从容不迫地答说：“这件案的疑问很多，事关逆重案，又非寻常命案可比。不过从表面看，杨乃武与葛毕氏都已招供，而且供词如一，所以里没法推翻全案，至多只能挑不明白的地方，让浙江声复。枝枝节节，无关大局！杨家既认为这是覆盆奇冤，何不京控呢？”

“杨家原就有京控的意思。”陈丹答说。

“既有此意，何不早早动手？”

“是啊！”朱智接着余撰的话说，“时机也很要。像这样的案，要仔细推求，限期固然可以稍宽，但也不能推得太久。”

“是的。我上写信告诉杨家。”陈丹转脸问余撰，“就不知还来得及，来不及？”

余撰沉了好一会儿说：“此案质不比寻常，我可以回堂官，尽拖一拖。不过，误期太久，只怕上不答应，这个责任，堂官不肯担。”说着，视线转向朱智。

言外之意，相当明白，这“上”不是指皇帝，而是指军机大臣。如果误了限期，军机大臣奏请议，刑从尚书到承办的司官，一定都会得分；倘或军机大臣谅解，那么，即或皇帝发觉，有所诘责，只要军机大臣肯帮忙说几句好话解释，自然无事。余撰的意思，就是要看朱智能不能在军机先作一番疏通的工作。

“不要！”朱智认为余撰是过虑，毫不迟疑地说，“到时候有我。”

“茗笙兄！”余撰提醒他说，“别忘了刘大令是宝中堂的同年，也许已经先有信了！有宝中堂在中间回护，事就比较难办。”

“依我看，刘大令恐怕还不至于有信来。为什么呢？第一，刘大令总以为铁案如山，无须担心；第二，倘有这样一封拜托关照的信，岂非自承虚？”朱智又说，“不过，顾虑不可不周，等我找个机会，先智破了它，让宝中堂避嫌疑不便预。”

“正是！”余撰老实答说，“我就希望能到这一。”

“包在我上！”朱智应声而答，而且还拍拍。

拍是承诺一力承当，也表示有成竹。离了余家，朱智送陈丹回到“仁钱会馆”。只车一揖，也不去看看公车北上的同乡，随即西城去访一位同事。

他的这位同事，也是小同乡，名叫金曰修，字少伯，同治六年始由宗人府主事考撰为军机章京，资历甚浅，但很好，是同治四年乙丑科的士。这一科会试的“四总裁”中，有宝鋆，有现任刑尚书的桑荣，这就是朱智专程登门的原因。

金曰修是经常拜谒师门的，因为除了师生的谊以外，军机常有公事要接，只要是金曰修当班，而有急事故需要跟宝鋆联络时，总是由金曰修专程登门。这天午，他受了朱智之托，有意挑傍晚时分才去，老师当然留门生便酌，而门生亦必欣然奉陪。这一来便有从容闲谈的机会了。

“这几天举云集，新闻很多，你听到些什么没有？”

“很多！浙江的尤其多。”

“噢，浙江？”宝鋆问说，“浙江了什么新闻？”

金曰修不即回答，反而突如其来地问一句：“浙江余杭县的刘大令，直隶盐山人，是老师的乡榜同年？”

“不错。”

“听说刘大令有年征漕浮收，大吏要参他，是老师替他缓颊？”

“老同年嘛！”宝鋆无奈的神态，“七十岁了，还是一名小小的风尘俗吏，晚境可悯，如果再落个革职的分，于心何忍？所以我替他写了一封八行给杨石泉，不了了之了。”

“那就何怪乎其然了，余杭了一件逆重案，浙江公车北上的举，都愤愤不平，说刘大令在朝中有极的靠山，此案必成冤狱了！”

“少伯！”宝鋆唤着他的号说，“是怎么回事？我不懂你的话，你说清楚些。”

“这是轰动江浙的大新闻，老师大概还不知。”金曰修提壶替宝鋆斟着酒说，“等门生从说起。”

于是宝鋆拈须把杯，细听杨乃武与小白菜的故事。他不但听得津津有味，而且听得极其仔细，有一个细节不了解的，立即嘴追问，一定要明白方休。

这有个理。原来宝鋆是恭王的密友，两人无日不见，自军机退值以后，时常一车同载，在恭王置于大翔凤胡同的别墅“鉴园”中，连至夕。饮酒、听曲、玩古董之外，聊闲天的时候居多，这桩新闻是极好的话题。但恭王看人料事，常有独到的见解，宝鋆要防他会提疑问，所以非将始末原委清楚不可。

等将故事讲完，金曰修接着又回到刘锡彤与宝鋆的关系这件事上面，“浙江的举都说，刘大令一定会请老师维持原判，杨乃武一定无法申冤。”金曰修有意嗫嚅着说，“还有句话，门生不敢说。”

“为什么？”

“怕老师生气。”

“不要！我本无庇护同年之意，生什么气？”

“这，门生就说。有人昌言：此案如成冤狱，则将来杀杨乃武者，不是刘知县，是宝中堂。”

“是何言欤？”宝鋆然变，“莫非认定了我，一定会徇私枉法！”

“老师别生气。”金曰修说，“照我看，他们亦是唯恐老师手预，所以故意这么说，用意是希望老师不要这件闲事。”

“我不，我不！”宝鋆大声说，“我快八十了，还来惹这些是非什么？不过，他们也不能无凭无据，说刘某冤枉了杨乃武。将来刑议奏我倒要仔细看看。刘某枉法，我不会替他说话，但如秉公办理，并无错，我难亦不能说话？”

“当然，当然！如果是那样，我也要劝老师主持正义。”金曰修说，“此案刑尚在研议，我会替老师随时留心。不过，刘大令倘有信直接寄到公馆里来，门生就不知了。”

“真要有信来提到这件事，我自然拿信给你。”

得此保证，刘锡彤想托宝鋆回护这条路，就算堵得很严了。陈丹辗转得知这个结果，十分欣，立即写了一封极详细的信，密密封固，附在家信里面，由民信局寄到杭州，嘱咐家人务必送詹善政亲收。

这，就要忙他自己的事了。会试照例三月初八场。三场试毕，四月十六闱，自此而始，约莫有一个月候榜的工夫，无所事事，每天只是逛逛琉璃厂、看看同乡。但表面闲雅，心不免烦闷，第一是闱中不甚得意，只怕要白辛苦一场；第二是詹善政竟无回信，岂不可怪？他心里在想，倘或落第，因为盘缠有限，非买舟回乡不可。到那时杨家京控，无法照顾，似乎于心不安，因此，盼望榜上有名的心更切，因为一中了，在京里起码还有两三个月的逗留，便可顺便料理杨家的官司。至于川资不敷，只要中了就不必着急，总有地方可以借贷。

四月十三发榜，名落孙山。正在懊丧不已之时，接到家报，中附了一张五百两银的汇票，信是他的胞弟写来的，说寄来的款，供他中了士后的应酬费；倘或不中，不妨考虑用这笔款捐个官。又说这笔钱是卖田所得，杨家所借的款，决不肯收回，“盛为可”。

陈丹却很明白，杨家的慷慨，是一酬谢之意，而事实上又非如此不足以照应这场官司——詹善政另有一封信，附同寄来，信很简单，除了谢并预祝中以外，只说京控之事，正在筹划，约莫端午前后，便可相见。

果然，端午前一天，詹善政到了，同行的还有一个杨大夫家的老仆，名叫王廷南。京控决定由“叶杨氏”面，王廷南就是她的抱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