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7/10)

专门为了对付他来的。散馆试卷，亦跟殿试卷一样，可以凭卷上的笔迹认人；而且和珅本人在场，能够直接看到他的卷，要打击他很容易，只要拿笔随便在什么字上加上一笔，变成白字，那就文章再好，因为违犯“功令”，取任三等，从此就远隔了玉堂了。

这使他想起一个故事，乾隆十几年时军机章京赵翼殿试，蓄意想中鼎甲，那时的军机大臣都很胆小，而宗对考试非常认真，军机大臣奉派“读卷”，对军机章京中了鼎甲，宗或许会责备他们徇私。所以事先就有人告诉赵翼，军机大臣要避嫌疑，除非没有人当读卷官，否则即使你真正有状元的才，也绝不会大魁天。

但赵翼不肯死心，为了瞒人耳目，他改用另一的书法写大卷。果然，军机大臣中有两人被派为殿试读卷，其中还有一个跟赵翼不但是官与属，而且还是东主与西席，竟也没有能看底蕴。

转念到此，英和决定照计而行，他也有欧苏两书法，劲丰腴，大异其趣，好在和珅所看到的，只是他的草稿，用另一书法誊清，他一定看不来。

果然，缴卷以后所发生的形，一如他之预期，和珅既然奉旨特派监场，以他的份，当然可以找个借，预试务。当时大索全卷，却茫然不辨，英和终于“散馆”而“留馆”，依二甲授职编修、三甲授职检讨的例规，成了翰林院最年轻的编修。

这年是乾隆六十年乙卯。前几年宗便已宣布，在位不敢超过他的祖父圣祖六十一年的年数，所以在位满六十年，便当“禅”——让位叫作“禅位”，但那是被迫让异姓接位，而宗是禅位于皇，所以称为“禅”。

“禅”以后的皇帝，尊号名为“太上皇帝”，这是古今数千年最难得获致的一份，但从古以来，凡是禅的太上皇帝，大致都有一段凄凉的晚境，因为尊号之尊，远不如实权之实，弃实权而就虚尊，可想而知必是迫不得已，如唐玄宗、宋宗皆是为太所迫，甚至生米煮成熟饭，如唐肃宗之于玄宗蜀以后，诏告天在灵武即位便是。

因此，宗之在权力绝对掌握的形之，宣布禅，便成为旷古盛举。礼为此特为广征博讨，拟定一禅大典的礼仪。日期是在丙辰的元旦——六十年前使用乾隆年号的第一天。同样地，嗣君皇十六的年号嘉庆，亦在这一天开始见于官文书，但中仍称为“乾隆六十一年”，同时亦仍是“太上皇帝”亲裁大政，不过用嘉庆的年号颁发诏书而已，这有个特定的名目，叫作“训政”。

训政训了三年有余，宗大限已到，“无疾而终”。嘉庆皇帝——尊谥仁宗才成为真正的皇帝。实权在手，畅行其志，第一件事便是杀和珅。

当宗禅未几，便有川楚教匪之如火燎原，一发不可收拾，这当然是政治欠清明所致，而罪魁祸首无疑是和珅。仁宗本就有决心要杀和珅，至此越发定，只待太上皇帝宾天，立刻动手。

嘉庆四年正月初九，太上皇帝崩，仁宗亲政。人生快意，莫过于恩怨分明，如得其报，贵为天，亦复如此，仁宗一朝在手，有恩报恩，有怨报怨，等亲视殓了大行太上皇帝，和珅被捕狱，以大罪二十款传示中外，而第一款之罪，人意料，说是：“当上册立为皇太时，先期预呈如意，机密以为拥功。”真如俗语所说的“拍到脚上”，拥竟亦成为罪名，仿佛“加之罪，何患无辞”，反倒将和珅真正的贪黩误国的大罪遮掩住了。

不过仁宗比起他的父亲宗、祖父世宗来，确是仁慈得多了，和珅只是“恩赐自尽”，三尺白绫在狱中上吊后，从他的衣带中发现写有一首七绝：

五十年前幻梦真，今朝撒手撇红尘。

他时睢安澜日，记取香烟是后。

原来他在睢整治过灾，以此为功，妄冀成神。刑将这首诗奏上，仁宗批：“少有才，未闻君之大也。”亦有些文不对题。这是龚定庵没遮拦，曾经不客气地批评过仁宗、和珅都不通。

但对英和，他是为佩服的。原来仁宗有恩报恩，与有怨报怨有连带关系，他心目中以和珅为唯一怨家，所以凡与和珅不和的人，他都视为仁人君，至于为了保护他而与和珅反对的人，更以恩人看待，像董诰就是。

原来一了皇帝，父之间亦会猜忌。清朝的家法，更有“大义灭亲”的传统，太祖杀褚英，太宗杀过胞兄，圣祖幽废太，世宗杀皇三弘时，因此以宗的英骛，加以和珅在一旁纵，仁宗受禅后，亦仍惴惴不安，一步不敢走。

嘉庆二年，仁宗在上书房读书时的师傅，两广总督朱珪召为尚书。总督起居座，权威赫赫，但在京的地位不及尚书，所以召常被视作升迁。仁宗获知这个消息后，想写一首诗贺他的老师，诗还没有作好，和珅已经暗中抄录了他的稿，送给太上皇帝去看了。

和珅不但如此，而且当面中伤仁宗，他说：“嗣皇帝莫非要施恩于师傅？”

太上皇帝动容了，其时正当召见军机大臣时，便向东阁大学士董诰说：“你在军机的日不少，又久任刑尚书，你看这件事照大清律看，应该怎么办？”

太上皇帝左右听得这话，无不震栗失，太上皇竟要“法办”嗣皇帝，这件事会搞得无法收场。哪知董诰神自若地磕一个，平静地答说：“圣主勿过言。”

听得董诰公然指太上皇帝失言，大家可为他一把汗，可是宗毕竟是英主，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是大臣！为我以礼辅导嗣皇帝。”

当时如果不是董诰犯颜直谏，嗣皇帝可能会被废掉，所以仁宗亲政后，有恩报恩，将丧母回籍守制的董诰起复后，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此外许多与和珅不和的人，亦都被恩遇。英和有当初拒婚这件事，亦由编修超擢为侍读学士，从此扶摇直上，早在嘉庆十九年便当到吏尚书，久在军机，历任要差，在位时擢贤能，不遗余力。这才是龚定庵真正佩服他的原因。

不过龚定庵对主考官虽有信心，却担心遇见不通的房考官——应考好比生，房考官看中了，只是“有喜”；将考卷荐到主司那里，取中了才算诞生；荐而不取是“小产”；亦有取中以后，填榜时发觉了不可弥补的错误，譬如本朝历代皇帝的御名，应该避讳，文章中不慎误书，便应撤卷，这等于婴儿的“夭折”。倘或房考官看不中而摈斥了，那本就是“不”，一切都无从谈起了。

“大少爷，”对会试的规制已很熟悉的阿兴说，“一场、第二场，场以后回会馆睡觉，来去太费工夫。我看这一回，临时借一间房，愿多几两银，大少爷一场就好蒙大睡，这样养蓄锐，文章一定作得好。”

“文章作得好也没用，要看运气。”龚定庵说，“不过到贡院附近去借间房住，我也赞成。房钱贵一不要，总要舒服。”

“我知。”

于是阿兴要了二十两银到贡院附近去。贡院在崇文门东边，南临泡河，红荷绿柳，颇饶野趣，是消夏胜地，西北东三面的胡同，每到乡会试的年份，家家赁考寓，称为“状元吉寓”，有的人家甚至将妻儿女送回岳家，腾屋来租。如今试期在即，要找考寓，已很困难，不机缘凑巧，居然在贡院北面的总布胡同，发现一张刚贴上去的梅红笺，大书“状元吉寓赁”。

阿兴大喜，先将梅红笺揭了来，门大声说：“状元来了！”

四合院的东厢来一个清癯的老者，穿短衣，手持旱烟筒，来打量着阿兴问：“你是今科的状元？看你的，不像嘛！”

阿兴的不像举，他笑笑说：“我是状元的跟班。请问老太爷，好不好先看看房？”

“喏，西屋。你来得很巧，原来住的一位江苏的举人，因为他家辈放了总裁，应该回避，把房退了。”那老者问，“你家主人尊姓？”

“姓龚。”

“听你音是杭州人，你家主人当然也是。”那老者又问，“阁中书有位姓龚的，大家说他是杭州的大名士，莫非就是你家主人？”

“一不错。”阿兴一面回答，一面从窗外打量西厢，轩敞洁净，不必细看便中意了，“问老太爷，你贵姓？这间房租价多少？”

“我姓达。既然是龚中书要住，租价就不必谈了。”

考寓的行，阿兴也知，每间屋自三五两至十两不等，像达家的这间西厢房，应该说是最好的，值得的那一等租价，不过，那是从二月中到京，一直住到发榜，总在两个月左右，而龚定庵只是临时借住，又当别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