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7/7)

山，对每一朝的末代皇帝的场都很熟悉，觉得像元顺帝远奔沙漠，是比较聪明的办法，因而常跟大臣们发生争论。

一张嘴当然说不过那么多人，可是在他日常所见到的人以外，在北京颇受社会尊敬的一班学者，如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却常有支持溥仪到欧洲去留学的言论。这对他自是极大的鼓励，以致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那班王公大臣上虽无法说服“皇上”，却可用“不奉诏”的手段，将这件事搁起来。

比较同溥仪的，是他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替他在天津预备一所房屋，以备必要时安。于是溥仪又找庄士敦商量，如何能够私紫禁城到天津。庄士敦答应替他想办法。

大婚以后不久，庄士敦悄悄告诉溥仪说：“臣已经接好了。只要皇上了紫禁城，到了外国公使馆，就算到了外国地界。不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都没有办法再把皇上请回来。”

“那好啊！”溥仪很兴奋地问，“我该到哪个公使馆？”

“公使团的领袖，是荷兰的欧登科。”庄士敦说，“请皇上亲自给他打个电话，不必说别的，只说：‘我几时想来看看你。’这是臣跟他约定的暗示，表示皇上自己愿意托他照应的意思。”

“行！我上就打。”

“这倒不忙在这一刻。不过，有件事要请皇上自己想法，就是自己能得去，一神武门，坐上荷兰公使馆的汽车，事就算成功了。”

“这，我自己有办法，你放心。”

于是溥仪与他的胞弟溥杰细细商量，决定钱收买太监，然后跟欧登科通了电话，又派溥杰到荷兰公使馆去了一趟，将一切细节都说妥当，只待到了约定的日，溜神武门。

当然，溥仪厌恶那个拘束的环境，舍弃了森、缺乏生气的殿，舍弃不了金兵汴京，捆载而来的法书名画、古玩秘笈，以及辽金元明及“本朝”所积聚的“天府之珍”。而且由于意外的发现，溥仪的福，为嘉咸同光五帝所不及。原来大西北角，重华之西，在乾隆五年改建了一座建福，作为守制之用，所以其他殿都是黄瓦，独独此用蓝瓦。及至乾隆驾崩，嘉庆纯孝，将乾隆生前携至宁寿赏玩的手卷字画、巧古玩玉，以及专为巡幸途中在轿里得以赏玩而制的无数“百宝匣”，扫数封存在建福官。自嘉庆初年以来，历朝加封，从未开过。

有一天溥仪闲得无聊，在中逛。经过建福，看门上重重封条，不由得生了窥秘探险的好奇心，传了总太监来，说要将门打开来看看。

一看，是不知多少一直叠到天板的大木箱，上有嘉庆四年的封条。再打开木箱来一看，才知是如许稀世奇珍。这不但开了溥仪的界，也开了太监和务府的一条财路。由于并无账册可稽，明偷暗盗，无不财源，地安门大街一开了好几家规模宏大的古玩铺，若问东主的份，不是太监或务府官员，就是他们的亲戚。

其实，溥仪也是“明偷”的一个，包括建福珍藏在的许多前人真迹，诸如王羲之、王献之父的《二谢帖》，宋朝远、夏珪的《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司光《资治通鉴》的原稿，还有乾清西昭仁殿的全宋版珍本，都以“赏溥杰”为名，每天一大包、一大包地公然携外。

溥杰是“伴读”，也就是溥仪的同学。同学如此，师傅当然也沾恩光，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等人，亦都常蒙“御赐”字画，而且往往是这些师傅们自己提来的，也有时要求借阅，这一借自是久假不归了。

为了走期近，溥仪对溥杰的“赏赐”，也就格外丰厚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溥仪和溥杰坐在养心殿，静等走的时刻到来。得了钱的随太监，亦都悄悄散了开去，仿佛已决定放他们一条路了。哪知突然之间报：“王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