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子里机器、工人都有，布料也可以随时采购，唯一缺的就是衣服款式，因为厂子里有经验的师傅年纪都偏大，很多都是乡下来的，做出来的衣服款式偏向老旧，不符合新时代年轻人的追求。
余思雅看了两件成品就直摇头，这衣服只能销到乡下去，但这种产品注定了利润低，而且运输成本和销售成本也很高，很可能干不过农村的个人裁缝。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看到了政策释放的信号，以前偷偷摸摸的个人小裁缝铺在农村如雨后春笋般起来了。他们规模小，往往就一台缝纫机，但非常灵活，本公社的人可以拿布料去让他们加工，给工钱，也可以给钱买成衣，关系熟的，直接给物当加工费，比如鸡蛋、大米之类的。
在乡下他们跟这些小裁缝比，目前还真不占优势。而且因为羽绒服的价格高，清河鸭服装一出场就走的高端路线，如果卖这种粗布制造，款式落后的衣服，也属于自降格调了。一个品牌切忌找不准自己的定位，摇摆不定，到时候连属于羽绒服的高端客户也一块儿给得罪了。
所以余思雅跟丁舜商量：“既然咱们短期内没法找到设计师，设计属于咱们品牌独有的款式，那就从模仿开始。你去上海逛一圈，将百货大楼最畅销的款式各买一件回来，如果有服装杂志也买回来，按照这些款式仿造衣服。我让人从北京给咱们买一批那边最畅销的衣服回来。先让厂子活下来，然后再建立自己的设计部，开发属于咱们清河鸭独有的主打服饰。”
这会儿信息不流畅，上海货、北京货那就是流行高档的代表词，因为这两个大都市接触的外界信息最多，在服装上也紧跟潮流，模仿他们准没错。
等丁舜去了上海后，余思雅给杜锋年写了信，并寄去了钱和票，让他帮忙购买衣服，同时在信里向他了解了一下云南知青进京的情况。
其实这个事也不一定非要找杜锋年帮忙的，但人脉关系这种，就是越来往关系越密切。余思雅有心跟杜锋年交好，但两人就见过一面，平日里并没有什么交集，也不了解对方，贸然给对方写信拉家常不妥。这次请他帮忙买衣服就是很好的借口。
到北京的信走得慢，年前都不一定能收到回信。
寄完信余思雅也不管了，她还有很多工作要忙，最重要的是年终财务总结和女知青招工问题。
清河鸭这一年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连开两个厂子和门市部，而且达成了跟省城铁路局和宜市铁路局的合作，将清河鸭食品卖上了火车，走向全国更多的地方，因而营业额也是不断攀升，今年的账目肯定是个可观的数字。
不过这种专业的事情得交给专业的人去忙，余思雅将这件事交给了楚玉涛和杨会计。正好放寒假，楚玉涛也该好好为集团做贡献了。这一年集团的收入和支出数据都非常庞大，这会儿又没计算机这样的辅助工具，全靠账本人力计算，不是一天两天的就能盘点清楚的，估计得耗费不短的时间。
安排好这件事后，余思雅将精力投入到了女知青的招工中。这次招工的条件比之从前宽松了许多，对文化水平没有要求，只要是知青就可以来参加招工。这一点，余思雅主要是考虑到现在还在乡下的女知青可能文化水平都不是很好，好的在前两次高考应该都去上大学了。反正服装厂女工，对文化素质的要求也不是很高。
但为了避免太多的女同志来面试，浪费大家的时间，余思雅还是做了限制条件，一是最好有缝纫手工做衣服的基础，二是手脚麻利，做事情快，三是将年龄做了限制，只招工70年以前下乡的女知青。
之所以有最后一项规定，是因为70年之前下乡的女知青年龄都偏大，她们这批人下乡应该有十来年了，受的苦最多，家里应该也没什么门路，所以这么久都没能将她们弄回来。这是最可怜的一批女知青，即便政策很快开放，允许知青返城，但这些没有关系、没有启动资金，年纪又偏大的女知青恐怕回了城也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
这次招工本来就带着帮扶弱势群体的意义，自然要帮这批最困难的同志。
为了尽快将信息传出去，余思雅还找了广播电台，请他们在晚上的黄金时段连续三天播出了这则消息。
广播一经播出，信件如雪花般飘了过来，每天门市部都能接到很多信件。初步的筛选，余思雅交给林红旗去做。
林红旗从差不多两千封信中选出了五百名条件比较合适的同志，将名单张贴在火车站对面的门市部门口。
这样一来，既方便了知青们来查看消息，又能帮门市部引一波流。过年了，有钱没钱，都要准备点年货，来都来了，口袋里稍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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