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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0章 文体与精神分裂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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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一个学者不写理论专著,倒去写一些接近文学的感性文字,是不可能被学术体制接受的。他既不可能拿到职称也肯定争不到研究经费,只能被视作不务正业或穷途末路的自弃。同样,一个作家不写正宗的“纯”文学,倒去写一些接近理论的智性文字,也不大可能被文艺体制接受。他会被同行疑惑,被文艺爱好者拒绝,在很多时候被视为越俎代庖的狂妄,或是江郎才尽的敷衍。

现代体制所要求的文化生产,是一种专业化分工的生产,而且在一种流行的误解之下,专业化一开始就定制了相应的生活方式与意识方式。事情似乎是这样:学者不需要关注感觉,不需要积累和启用个人经验,其郁闷、欣喜、愤怒、感动一类日常情绪反应,虽然真实地发生在每一天,却不宜在学术过程被问题化和课题化,只能被视为治学生涯的危险干扰,必须全力排除。他只需要从书本到书本地忙碌下去就够了,哪怕一本本不知所云的学舌,也是他从业的心血成果。同时,作家不需要投入思想,不需要拓展社会人文知识视野,鸡零狗碎,家长里短,男盗女娼,道听途说,似已构成自足的文学乐园,才艺的高下充其量只体现于通晓或奇诡的手法选择。这种情况下的作家,成了一批最有权利厌学、无知、浅见、弱智以及胡言乱语的人,专业经营小感觉和小趣味。至于追问笔下故事是否承担着价值意义,是否回应了世道人心中紧迫而重大的难题,只能让很多作家打出疲惫的哈欠。

这是一种文体分隔主义,差不多就是精神分裂主义。一个人,本来是心脑合一的,是感性与智性兼备的有机生命体,其日常的意识与言说,无不夹叙夹议和情理交错,具有跨文体和多文体的特征。如果不是神经病,没有任何人会成天操一嘴理论腔或者操一嘴文艺腔,把他人吓得目瞪口呆落荒而逃。在工业化时代以前,在人类心智发育的一个漫长历史阶段,这种日常的意识与言说直接产生文献,因此文、史、哲等等多位一体,几乎是最正常和最自然的文本。不仅从先秦到盛唐的一流中国先贤大多具有这样的全能风格,从古希腊哲学到《圣经》与《古兰经》,西方诸多奠基性的文化经典也不例外。没有人会对这种表达感到不习惯。

事情到后来才发生变化。随着儒学在中国颓败和宗教在欧洲坍塌,文化生产大规模重组,为了适应现代社会科层分明的需要,渐次纳入了专业化体制:理论与文学开始分家,甚至小说与散文也开始分家,甚至议论性的杂文与叙事性的散文也开始分家。尽管有托尔斯泰、尼采、雨果、鲁迅、罗兰·巴特等人,仍然表现出对文体分隔的不适与谋反,仍有一种常人式的亦即上帝式的表达欲望,但就大多数而言,文化人只能各就其位和各安其职,专业定位日益与自己的生存常态告别。偶有越位的文体客串,顶多只能算业余兴趣,不足为训,无关宏旨。写出最像理论的理论,写出最像文学的文学,才是大家更为惦记的目标。

这有什么不好吗?在一定的条件下,专业化分工可以使人们的术业有专攻,各求其长,各用其长,资源优化配置,写作更加职业化与技术化,知识的生产、流通、消费以及相关人力培训也更有效率。同时,专业化写作并不强求专业化阅读,读者们完全可以上午读理论,下午读文学,一天之内频繁跑场与换道,采用杂食性精神菜单,在各种特色产品中博采众家然后自融一炉。欧洲十六世纪以后的人文兴盛,就呈现这样一种百体俱兴、百体俱精以及相得益彰的局面,使我们毫无理由对文体分隔过于担心,而且足以对这一趋势的前景仍然充满期待。

问题在于,文体是心智的外化形式,形式是可以反过来制约内容的。当文体不仅仅是一种表达方便,而是形成一种模式化强制,构成了对意识方式乃至生活方式的逆向规定,不是作者写文章而是文章写作者,到了这一步,作者的精神残疾就可能出现了,文化生产就可能不受益反受害了——这正像分类竞技的现代体育造出了很多畸形肉块,离人体健康其实越来越远。在这种情况下,智性与感性的有机互动关系被割裂。人们或是认为理性比感性更“高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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